西安碑林博物馆有一通清道光四年由颜伯焘跋文、张聪贤铭文的“官箴碑”。碑文是：“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，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，公则民不敢慢，廉则吏不敢欺，公生明，廉生威。”此官箴原是颜伯焘祖父颜希深最早于山东泰安府衙破壁中发现，并奉为为官戒律，后来传至颜伯焘，在陕西为官时请人刻成碑，并自作跋文。

　　据《椒云年谱》记载，就是这个颜伯焘，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，任闽浙总督，由于他刚愎自用瞎指挥，厦门一战吃了个大败仗，罪遭革职。颜被革职后返粤，途经漳州，从初一始即有扛夫过境，每日不下六七百名，过境人群连仆夫、使女都乘坐四人抬的轿子，八名兵役护卫，直到初十，颜伯焘同他的家属才姗姗抵达漳州。家属仆从兵役抬夫，多达三千之众，县中招待酒席四百余桌，漳州一住数日，闹得“县中供应实不能支”。

　　从颜伯焘为“官箴碑”写跋并作为座右铭自警，到厦门败阵罪遭革职，不过是十六七年的时间，为何其行止竟判若两人？这中间有两种可能。其一当初见贤思齐立碑自警，只是一种作秀，是顺应民心的一种姿态，也是掩盖贪婪作恶的一种装饰，或是欺上瞒下顶在头上的一幅“红盖头”。对这种人我们应该多长个心眼儿，不要被他们的假象蒙蔽。

　　其二，当初颜伯焘见贤思齐、立碑自警或许是出于真意，但由于后来地位、环境、社会风气的变化，人也随之变了，在金钱的诱惑下，变得“见财富思齐”，见钱眼开了。什么自警，什么“官箴碑”，都一股脑儿地丢到爪哇国去了。

　　变化的另一种原因也可能是官高位重之后，失去了有效监督。或只有形式上的监督，多是说在嘴上，做做样子，走走过场而已。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会导致腐败，那些腐败分子大多和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有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