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书人有自己的至高境界。大家可以选择牡丹，只是我“泛爱众而亲仁”，我独爱莲。在莲和牡丹之间还需要选择吗？还需要思考吗？还需要犹豫吗？对于读书人来说，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，是一个不需要考虑的问题。没有疑问，不必犹豫就可以作出选择。

　　《爱莲说》的主题不是贫与富。文中莲花、菊花、牡丹三者的对比，给出两条取舍路径：其一，取莲而舍菊；其二，取莲而舍牡丹。牡丹的象征是最为明朗的，富贵这一人生意图最有影响、最庸俗，也最容易克服。文中指出爱牡丹的是众人，文章之外关注牡丹、富贵主题的仍然是众人，而菊花、隐逸的意图则被掩盖起来。然而莲与菊的取舍实际上却是作者更深层的隐忧所在。究其实，周敦颐心怀“濂溪”，上承孔子“乘桴浮于海”之意，不过是负气之语。“闲来垂钓碧溪上，忽复乘舟梦日边”的离骚更近千古士子之本心，道不行，“三尺童儿笑廉蔺”，真是退亦忧，仕亦忧。惟君子能明知止之道，始终以自强不息，只此方为周子爱莲之本义。

　　儒家思想学说到了宋代，面临新的环境，需要新的阐释，当时学者都有一个共识，要求构建一种新理念，王安石称之为“新经”，而最终由周敦颐、二程、朱熹构建起来的新儒学则称为“理学”。理学在整个东亚地区影响都很大，“同伦同文”的国家，如中古与近代的日本、朝鲜、越南、琉球，都深受影响。而周敦颐则被称为“理学鼻祖”，是理学开山之人。

　　依照《宋史·道学传》的解释，周敦颐的思想学说直接继承孟子，是文王、周公、孔孟以下，秦火之后的第一位“圣人”。儒家学说又别称圣贤之学，“睿作圣”，“知者创物，巧者述之守之”，有聪明智慧、有发明创造、有贡献于人群社会叫做“圣人”。在中国思想史上，“圣人”和“贤人”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，“圣人”是开创者，“贤人”是继承者。“贤人”还比较多，而“圣人”仅只有数的几位，都有特指，并非泛称。

　　《宋史》称，儒家之学自孟子没而无传，两汉而下察焉弗精，语焉弗详，千有余载，至宋中叶，周敦颐出于舂陵。周敦颐的思想贡献是超越时间和空间，跨越汉唐的一千年，直接与孟子相承接。其他学者譬如董仲舒、扬雄、王通、韩愈，都不能当得起“圣人”，只能算是“贤人”。

　　周敦颐生平为官有“至廉”、“清尚”之称，其“濂溪”称号亦与清廉有关

　　周敦颐生平与为官事迹，当时已有“至廉”、“清尚”之称。如潘兴嗣为之作《墓志铭》说：“君奉养至廉，所得俸禄，分给宗族，其余以待宾客。不知者以为好名，君处之裕如也……视其家，服御之物止一敝箧，钱不满百，人莫不叹服，此予之亲见也。”

　　朱子《江州书堂记》说：“先生世家舂陵，而老于庐山之下，因取故里之号以名其川曰濂溪。”王象之《舆地纪胜》说：“濂溪在道州营道县之西，距县二十余里。先生既不能返其故乡，卜居庐山之下，筑室溪上，名曰濂溪书堂。”

　　周敦颐的“濂溪”称号，显然也与清廉有关。“濂”字唐以前古文罕见。《说文解字》没有“濂”，只有“溓”。《公羊传》有“群公溓”，郑玄《易》注“溓之言廉也”。因此有学者认为，“濂”字可能为周敦颐所创，他将清廉的“廉”加上“水”旁，给自己家乡的溪水命名，从而造出了“濂”字。

　　《爱莲说》的解读有被极端化的倾向

　　《爱莲说》是周敦颐写的一篇精简的散文，全文只有四句，递进出四层含义。其中“出淤泥而不染”一语尤被视为清廉的象征写法，这应当是毫无疑问的。但《爱莲说》的解读也有被极端化的倾向。

　　如中学课本里《爱莲说》的教学目标规定为：“学习莲花的高洁品格，培养‘出淤泥而不染’的良好的道德情操。”语文老师的备课教案中写道：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”，象征高洁、质朴，比喻君子既不同流合污，又不孤高自许。“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”，象征正直，比喻君子通达事理，行为方正。“亭亭净植，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”，象征清高，比喻君子志洁行廉，又有端庄的仪态。而学生的读后感则有：“在污浊的社会中洁身自好”、“不做追名逐利的小人”、“切勿追求超前享受”、“做改革开放浪潮中的莲花”、“做新时代的莲花”“要学莲花，莫做牡丹”，等等。立意虽然美好，但却误解了文本。

　　周敦颐在文章开篇既已指出：“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。”爱莲很好，爱菊花、爱牡丹，也不错。在中国传统观念中，原本有“君子四爱”之说，即陶渊明爱菊、林和靖爱梅、黄山谷爱兰、周茂叔爱莲；又有梅、兰、竹、菊“四君子”之说，梅不屈不挠、幸福吉祥，兰不矫饰的心、高贵美人，竹虚心、正直，菊清静、高洁。 “四君子”平行并列，各有所长，各有所爱，不存在绝然的对立。清人张潮《幽梦影》更罗列草木之可爱者，分别予以品评： “梅令人高，兰令人幽，菊令人野，莲令人淡，春海棠令人艳，牡丹令人豪，蕉与竹令人韵，秋海棠令人媚，松令人逸，桐令人清，柳令人感”，一气排比出许多花色品种，使人各则其宜，“有一人知己，可以不恨”。

　　这就提醒读者，《爱莲说》中的“花之君子”并非站在“小人”的对立面上而言。《中庸》引用《诗经》的诗句说“鸢飞鱼跃”，周敦颐曾经说“窗前草不除”。天地万物都是天理之自然流行，都有自己的合理性。作为一位儒家宗师，如果认为他是用莲花来否定牡丹，是不合理学逻辑的。

　　惟君子能明知止之道，始终以自强不息，只此方为周子爱莲本义

　　但这又并不表明周敦颐不主张清廉。

　　莲花、牡丹与其他百花一样，春夏盛开，而菊花则至秋始开，故为隐逸不仕的象征。

　　与莲花对应的牡丹，是富贵的象征。但是在古代重农轻商、不与民争利的传统观念之下，以及儒家崇尚德行、反对私欲横行的思想影响之下，非法致富是很严重的法律问题，人人都知道非法致富是行不通的，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问题。

　　《论语·述而》：子曰：“富而可求也，虽执鞭之士，吾亦为之。如不可求，从吾所好。”《礼记·儒行》曰：“君得其志，苟利国家，不求富贵。”《中庸》曰：“素富贵，行乎富贵；素贫贱，行乎贫贱。”儒家历来都不把个人致富放在首位，但这不等于否定合法致富。所以，周敦颐不需要在一篇作品里，重复阐释这样一个问题以告诫世人。《爱莲说》中牡丹的象征，是合法致富。合法致富无可非议，只是过于世俗。而求仁得仁、人各有志，作者只是要说他自己不作如此选择而已。周敦颐不把自己视同大众，他是精英。他肯定莲花，但同时，作为一个儒家，他不可能否定牡丹，不可能反对大众致富。普通人就是普通人，大众就是大众。《爱莲说》最后说到世人盛爱牡丹，“宜乎众矣”，一个“宜”字，透出“泛爱众”的宽容仁厚，仅此而已。

　　莲花、菊花、牡丹，三者应是平行的取舍关系。三种选择之间，是心志好尚问题，不是法律道德问题。无论古今，清廉都是必需的，贪污都是违法的，但是《爱莲说》的主题，不是讨论一些人清廉、另一些人贪污犯罪的问题。

　　在古代，读书人真正需要考虑的问题是“穷达”。到底是“穷则独善其身”，还是“达则兼善天下”；换言之，到底是积极地出仕进取，还是不得已“退而求其次”。对这个问题，几乎所有古代的读书人都必须面对，一直都有人在思考，始终都有人在犹豫。这个问题如此难以抉择，自孔子、孟子以至周敦颐、二程、朱熹，无一例外。

　　古代读书人的生命主题不是贫与富，而是仕与隐。周敦颐曾经对其密友潘兴嗣坦白说道：“可止可仕，古人无所必。束发为学，将有以设施，可泽于斯民者。必不得已，止未晚也。此濂溪者，异时与子相从于其上，歌咏先王之道，足矣！”

　　《爱莲说》的主题不是贫与富。文中莲花、菊花、牡丹三者的对比，给出两条取舍路径：其一，取莲而舍菊；其二，取莲而舍牡丹。牡丹的象征是最为明朗的，富贵这一人生意图最有影响、最庸俗，也最容易克服。文中指出爱牡丹的是众人，文章之外关注牡丹、富贵主题的仍然是众人，而菊花、隐逸的意图则被掩盖起来。然而莲与菊的取舍实际上却是作者更深层的隐忧所在。究其实，周敦颐心怀“濂溪”，上承孔子“乘桴浮于海”之意，不过是负气之语。“闲来垂钓碧溪上，忽复乘舟梦日边”的离骚更近千古士子之本心，道不行，“三尺童儿笑廉蔺”，真是退亦忧，仕亦忧。惟君子能明知止之道，始终以自强不息，只此方为周子爱莲之本义。

　　《爱莲说》中的三种象征：牡丹、菊花、莲花，真正的主线并非莲花与牡丹，而是莲花与菊花；并非富贵与清廉，而是出仕与退隐。不是清廉不重要，而是清廉与否本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为人为官的基本前提。